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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中国谈历史避不开司马迁,西方谈历史避不

来源:互联网日期:2020-03-09 13:24 浏览:

司马迁与修昔底德,他俩分别开创了东西方历史的写作范例,而且影响了东西方的历史观。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,在公元前86年去世。修昔底德出生于公元前460年,比司马迁早300多年,他的代表作是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,这是一部描写古希腊时期,雅典同斯巴达战争历史。

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,他不仅用非常戏剧化的手段描写了这场战争,而且还对战争当中政治与经济进行分析,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当中是非常少见的。

他们俩都不是各自国家最早的历史写作者,在中国,在司马迁之前已经有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历史著作。在希腊,在修昔底德之前有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。

但是《史记》和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对东西方历史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,影响了东西方历史写作方式,堪称东西方历史的两位宗师级人物。

两个人的命运非常坎坷,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曾经是一名将军,因救援安斐波里斯城不及时,被控通敌,所以被迫遭流放20年。而司马迁,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,被罢官下狱,还遭到宫刑。

在遭受宫刑之后,司马迁把目光转向了下层社会,同情底层百姓,这也是司马迁先进思想的由来。修昔底德在被流放的20多年时间里,遍访了各地战场,搜集到很多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料,这也奠定了西方史学家喜欢搜集一手资料的传统。

他们都在极端环境下,保持了头脑的清醒,不去迎合传统的观念,发展出超出那个时代的观点。

两个人在历史写作上,都热衷于把自己观点塞进真实的历史当中。修昔底德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谈到他的一些写作方法,比如他会编撰很多演说词,真实的演说词大都是口述,不可能被记录下来。所以他一方面要尽量还原历史场景,同时还要符合人物的性格,进行主观创作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当中也充斥着大量创作细节,比如秦始皇死后,赵高和李斯商量“沙丘之谋”,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,也没有留下任何史料,司马迁如何了解那么详细呢?只能依靠想象与逻辑推理。

同时两位历史学者都不相信鬼神,在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当中,多次写到神秘的自然力量,但是修昔底德却从来没有写过,司马迁也同样没有写过。

同样他们喜欢对一件事情进行道德评判,而且相信历史事件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,都会遵循一定的规律。

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,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,商品经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。在西汉,农业经济迅速发展,铁器已经广泛使用,同时手工业也取得一定进步。在汉朝,冶铁业非常发达,作坊众多,而且丝织品、漆器等都获得快速发展。

此时的希腊,可以说是古希腊城邦经济的高峰期,雅典商人遍及地中海全境,在雅典市场上可以购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,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,孕育新的价值观,以及社会历史观。

司马迁认为国家的兴衰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,秦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各种有利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比如采纳了郑国修水利的建议,把盐碱地变成了沃野,让五谷丰登。同样秦朝之所以灭亡,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,任由豪强夺取财富,囤积粮食,让秦王朝财政枯竭,产生粮荒。

司马迁还认为秦之所以灭亡,还因为其对外不断用兵,以及大兴土木,结果导致百姓粮食不足。大量的财富用于军需,导致国家财力耗尽,民不聊生。

司马迁认为,人民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,是社会发展的动力。“夫神农以前,吾不知已”百姓们,辛辛苦苦的劳作,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,人们都是为了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,因此要因势利导,而不能阻挠反对,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得以发展。

同时司马迁也是第一个越出“重农抑商”思想的史学家,他主张发展工商业,并且看成是加强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汉朝初年,为了恢复经济,大力提倡农耕,奉行自战国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。这种政策固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对农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,但是毕竟是片面的,消极的政策,它终会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

司马迁在整个社会鄙视工商业的情况下,看到了工商业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积极意义,同时相信手工业也可以创造社会财富。

“夫二十病农,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,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,平粜齐物,关市不乏,治国之道也。”

在古代封建社会,鄙视工商业的主要原因是,认为工商业只会带走金钱,而不能创造财富,否定商品在流通环节的价值。在司马迁看来,只要农业和工商业能够协调发展,增加货币的流动性,就能够活跃经济,就能够实现富国强兵。

虽然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没有司马迁那样全面,他认为经济与政治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同时他也是西方历史上,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,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当中,修昔底德并没有用神的意志去解释战争的原因。

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根源是雅典经济实力的增长,进而引发斯巴达的恐慌。公元前5世纪,雅典力量增强,不断扩充海军,成为希腊海上的霸主,引起希腊许多城邦的嫉妒与恐惧。

斯巴达更感觉到自己盟主的地位受到威胁,他利用各城邦与雅典的矛盾,然后自命为希腊自由的保护者,当雅典拒绝听从斯巴达指挥的时候,双方的矛盾便开始激化,进而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。

修昔底德抛弃了希罗多德的神学史观,以经济观点来说明战争爆发的原因,让希腊史学焕发出了前所未有光彩。

在对历史的解读过程中,修昔底德认为,特洛伊战争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,也不是因为女神争风吃醋引起的,而是因为亚哥斯与迈锡尼的国王阿加绵农实力增强的结果。在他看来阿加绵农是最有权势的统治者,所以他们才能召集舰队,进攻特洛伊。阿加绵农人之所以能够募集远征军,不是因为同盟者的忠顺,而是出于畏惧。

关于特洛伊战争中为什么希腊进攻了十多年没能取胜,修昔底德也是从经济方面去寻找其原因,他认为希腊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久攻不克,也是因为缺少经济的支撑。他认为战争当中,金钱比军备重要。

从作品的篇幅来看,《史记》是一部52万字的作品,篇幅是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的4倍。《史记》从古代神话传说一直到他所生活的汉朝,是一部通史。而修昔底德专注于描写伯罗奔尼撒这一个历史事件,透过这场战争,描写希腊衰亡的主要原因。

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朝,留下的史料相较于修昔底德,非常详尽,比如《左传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战国策》等。同时司马迁也都继承了《春秋》的传统,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,逐渐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。

西方古典档案文献的存储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相媲美的,希罗多德、修昔底德主要依据目击者的证词来撰写历史,实在是面对史料不丰富,不得已而为之,而在他们之后的其他历史家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史诗、传说、旅行记等等资料进行编纂。

尽管个别优秀的历史家也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、鉴别,但他们使用这些资料大多是为了自我确证,并未形成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。这也导致了修昔底德没有能够像《史记》一样,产生鸿篇巨制,而只能着眼于当下历史事件。

由于二人生活的时代,地域不同,所受到的文化环境也不同,所以他们的着眼点也不同,修昔底德的着眼点是宏观层面的,把力气花在了剖析得失成败上,试图寻找某种普遍性的规律。

而司马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历史人物的生活,来提供一种范例或说一种警示,传递的是对每个人的道德教化,以达到“劝善惩恶”,“经世致用”的目的。

当然,《史记》中内因果解释与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典古代的史学著作有所不同,不像他们那样,只是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。司马迁通过对不同层次的人的经历与命运的分析,朦胧地意识到人的成功与失败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,还要受具体环境的制约,他曾引用老子的话来概括人的活动与具体时势的关系:“且君子得其时则驾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”

因此,《史记》每记一件事情一个人,都将其置于一定时代的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与文化氛围当中,以一定的心态环境去勾划出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。

不仅如此,司马迁认为要“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就必须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显然是要将人为活动与其具体环境联系起来考察,试图寻找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因果规律。

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,而是在一种动态的,这种动态又有一种规则可寻,那就是盛衰循环,近于一种辩证法。

修昔底德同希罗多德相比,有一种更为明确的历史意识,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依靠明确的证据,并指出了历史家和说书人的区别。前者为迎合听众,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,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,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验的。

司马迁和修昔底德,分别开创了东西方的范例。《史记》以人物传记的方式,影响了后代的中国史书,特别是历朝历代所修的正史。作为中国《二十四史》的第一部,《史记》开创的写作范例,在之后两千多年历史中被沿用了下来。而修昔底德这种用考证、细究的历史研究方式,也对今天的东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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