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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另一面:广州三元里抗英

来源:互联网日期:2020-06-05 08:48 浏览:

一般描述中,三元里是近代史上伟大的反侵略斗争,由群众自发,同仇敌忾、抵御外敌,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等等。

广州三元里,更树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,又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,意义之重大,似不亚于后世抵抗侵略之重大战役。

大道理没错,不合情理,也不合常理,它其实是一场清朝为造势而宣传,到后来又走样了的抗英神剧。

流传甚广的版本,在广州郊外的小村庄三元里,窜入村中作恶的英军在雨中被痛扁,数万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英军交战,打死打伤英军数百人,剩余英军团团围困,动弹不得,眼看有被全歼的危险。

可惜腐败的清王朝官员奕山,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到三元里驱散民众为英军解围,侵略军这才转危为安,免遭被全歼。

看到这,我几乎以为如果不是清朝官员腐败卖国解救出英军,鸦片战争就将以中国全胜而告终。

英军作恶的行为是确有其事,虽然英方资料里称之为“征发”,然而登陆的英军既不愿舍近求远退回舰上搬运给养,身上也不会携带多余的金钱,要想让百姓主动给他们免费提供难度是极大的。对打了胜仗的军队而言这自然不是难事,所谓征发,其实也就是劫掠的美称。

还有“开棺暴骨”,在麦华生的《在华两年记》中对此有记录,这发生在广州城北的双山寺。

双山寺是当地的外乡人暂存灵柩的地方,叶落归根是中国传统,在当地染病身亡的外乡人的棺椁暂存于此,很快将归葬故土。

要取财物,这种棺梓里欠奉,麦华生记载开棺动机是好奇似可信。但就中国来说,这种行为十恶不赦,激起公愤也就理所应当。

三元里之战版本颇多,梳理一下,都有白纸黑字,在广州清军统帅靖逆将军奕山的几道奏折里,和《中西纪事》、《南海县志》里都有记录不同版本,内容大同小异。

对于英军的损失,中方各种记录中出入较大,《中西纪事》中说“歼敌百余名,斩兵目二人”;奕山的奏折中更是自相矛盾,第一次说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,内夷目二名”,第二次又成了“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牟10余人”,第三次又成了汉奸和英军官兵一百余人被大雨冲没。

当地的记载也大致相似,水勇头目林福祥说的是歼敌二百余人,《南海县志》说得更加激昂:30日,英军大至,前来报复,民众十余万人与之战,斩其头领,歼敌数百人。

鸦片战争从1840年打到1842年,英军从广州一路推到南京城下,根据战后统计,阵亡在中国战场的人数是69人,其余都是水土不服染病身亡。

而在广州城外的小村庄三元里,英军就阵亡百人以上,各种版本中的最大数字竟达到了700人。如果做个横向对比,1842年3到4月清朝全国调兵发动的最大反击——浙东之战中,英军也不过阵亡4人,受伤20多人。鸦片战争中英军伤亡最重的镇江之战数据是死伤170余人,三元里之战的战绩注水与否一目了然。

事实是义律手下第一批英军只有4000之众,百人以上伤亡就是伤筋动骨,真有如此战果,英军早就要考虑撤军。

英军阵亡5-7人,受伤几十人,这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数据,如实记录下来,这也是场不小的胜利。

对抗侵略是好事,牛皮如果吹得太大就过了头,就如抗日神剧的思维一般,英军如此好打,大清岂不是不用派遣正规军,地方上组织些义勇就能将他们赶下大海。

从一鸦到二鸦,百姓帮助列强军队的事并不少见,这点无须讳言。对于大部分不识字的百姓来说,不管是英军还是法军,作战对象又不是自己,只要不扰民,不劫掠,也就相当于路人,与自己又有何干。如果帮助路人能得到一些利益,于己也无损,那又何乐而不为呢。

英军来到定海,附近的渔民用杨梅水果交换英国士兵的压缩饼干,逐渐发展到与英军做小买卖,为英国人搬运东西、伤员。英国船只途经沿海,都受到居民“很和蔼的接待”,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的士兵,只是来做生意的商人。

费孝通先生说:在理智上,农民向往寡欲无为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成为乡村的一般心理。

实际上,当时老百姓没有,也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,甚至对这场侵略是怎么一回事,也非常朦胧。

《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》中记录了一位官员的话:彼百姓安知大义,不过因其论剑一妇人起衅,虽人众,直乌合耳。

1840年,大部分官员都搞不清楚英国到底是怎么回事,遑论世代生活于穷山僻壤的乡民。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,还没有在那个时候,在乡民身上觉醒。

所以用爱国来解释民众抗击英军,实在有点牵强,不如更实际地来说,民众是由于利益受到侵犯,而自发组织起的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。

当时情况是英军与义民在越秀山四方炮台山脚下发生交战,由于天降大雨,影响到英军燧发枪射击并发生肉搏战,两方在这回合没有决出胜负,各自后退。

回到山上,英军指挥官郭富(又译卧乌古)发现有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队,即派遣两个海军连携带雷击枪前往救援,这种枪是不怕雨的。

第二天中午,越来越多的义民聚集到了越秀山英军阵地四周,形成包围态势,计有15000人左右。

英军阵地自然是设防严密,有枪有炮,但粮食不多,义民要强攻必然死伤惨重,办法是围困英军,把他们饿死在阵地上。

如果真这么简单,英军就成了木头人,郭富派人通知奕山,若不停止此类敌对行动,先前达成的广州停战协定将不被认可,并不排除英军攻入广州的可能。

以清军之前表现出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来看,英军如果下定决心攻占广州并非难事,况且清军已全部退入城内,城北的制高点已被清军占领,广州城巡抚衙门已被炮轰。若英军再次炮击下去,广州城内必不战自乱。

义勇自然不敢贸然进攻,英军也要考虑后果,双方一时僵持,余保纯的出现才是适当其时,消弭刀兵。

如果不撤怎么办,英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,海面军舰会派出援军,阵地的英军也可以发枪炮攻击,很可能酿成血案,广州也将被波及,撤退实为明智之举。

到了战后宣传里,成了英军已成瓮中之鳖,义勇已稳操胜券,如果不是余保纯前来,英军必不能化险为夷,很可能就此被歼灭。于是,余保纯也就成了汉奸形象,若非余保纯的劝解,英军将难以撤回。

避免血案,立下大功的余保纯,到头来却成了汉奸卖国贼。四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科举主考官,考生一致罢考,大呼“不考余汉奸试”!清廷迫于舆论压力,将他削职。

余保纯背了口不明不白的锅,这种事在清末直到民国也并不罕见,而余保纯又是幸运的,免职后还能回到家乡安度晚年。清末签了那么多条约,但凡谈判代表,总免不了被安上卖国贼的罪责,谴责容易,又有几人站在全局立场通盘考虑过对错。

又想到《绝命毒师》,老白和小白人生道路本非如此,一步一步莫名其妙被裹挟,恰如三元里抗英,在后人一步步神化之下,偏离本来面目。

三元里抗英既没有那么辉煌,也没那么大意义,清政府如此宣传是为了造势,到了清朝灭亡,三元里抗英又走了样,被安上其他意义。

要说保卫祖国,反抗侵略,鸦片战争中并不乏悲壮英勇的例子,如四川嘉绒的2000藏族远征军在浙东战役中誓死不降,全军覆没,无一归乡;乍浦之战、镇江之战清军纵然不敌,也是表现英勇。

与其拔高三元里抗英的意义,不如多介绍这些阵亡将士。在国难之际,无论民族,无关乎身份,总有为国威武不屈,舍死忘生之英雄,他们同样值得后人铭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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