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汲古利今:仲伟民谈“瘟疫与人类历史”

来源:互联网日期:2020-03-14 20:21 浏览:

前不久,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作客“春风讲堂”,在线漫谈瘟疫与人类历史,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情怀,汲古之资,以利今时。

事实上,若从传统的史学研究来看,瘟疫并不在仲伟民研究的范围内。传统史学的研究主要以人为核心,无论是人的政治活动,还是人类文明,或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。然而实际上,人类仅是自然界的一分子,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亦不过自然演进之一部分,历史上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很多问题,都曾受人类之外自然因素的重要影响,远非人类本身自在自为的结果。因此,在仲伟民看来,“瘟疫与人类历史”这一话题,既是当下所需,也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意。

紧接着,仲伟民选取了几次人类历史上典型的瘟疫暴发事件,简明地讲述了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。

从历史来讲,瘟疫曾多次改写人类历史。比如,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鼠疫——也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“黑死病”,起码导致2500万人在短期内死亡。不过,在相当一部分学者看来,这场瘟疫也是欧洲文明的分水岭,其构成了欧洲文明转型的重要背景。它对欧洲历史的塑造,起码有以下四个方面:其一,宗教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松动;其二,及时行乐等观点趁势而起;其三,劳动力价值倍增,催生出一系列观念及制度变化;其四,医疗卫生的观念和得到了发展。

鼠疫之外,其他瘟疫也曾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。仲伟民举例说,在欧洲人入侵美洲之初,双方原本胶着的战势因美洲瘟疫而彻底改变。旷日持久的瘟疫不仅令美洲原住民死伤累累,更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世界,使他们误以为基督徒才是可免于瘟疫、受到上帝眷顾的天选之民,故而放下武器后的一夜间,大批原住民成为基督徒。

中国历史也是如此,瘟疫也曾屡次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。仲伟民谈到,在三国时期,曹军与孙刘联军对垒长江,结果饮恨败北。事后,曹操曾给孙权写信,谈到其失败并非军士不利,而是因其军营暴发了严重的传染病。

再比如唐天宝年间,大将李密奉命征讨南诏国。不料瘟疫暴发,几十万大唐士兵所剩无几。此事既是安史之乱的诱因之一,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。

迨至明末清初时期,北方暴发大型鼠疫。北京城总计死亡人口逾20万,而当时北京的总人口数不过100万。人口锐减,使得军事抵抗能力大幅下降,便给了闯王得以入京的机会。

上述事实已经可以证明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,仲伟民继而指出,不要以为随着科学的发展,瘟疫对人类的影响就逐渐减弱,事实恰恰相反。据相关研究,自东汉以来,瘟疫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日趋增强的,尤其近二百年,瘟疫的暴发逐渐呈现出频率高、传播快、规模大的性质,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。

第一,自然界奥秘无穷,而人类对其知之甚少。我们应当意识到,人类对自然破坏性的开发,是导致瘟疫暴发的重要原因。恩格斯曾就此论到,人类贪婪的开发已经打破了自然本身的循环规律,人类若陶醉于此,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应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也颇为犀利地指出,人类在将病毒推向人类认知边缘的同时,也为病毒摧毁人类扫清了障碍。因此,我们应当扭转“人定胜天”的思维方式,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

第二,从历史来看,人类在瘟疫面前战斗力很低,故而需要从国家到个人多层面的积极努力,才能改善局面。就中国历史而言,防控疫情的主要力量不来自于国家,而来自于基层社会。一方面是地方官府的引导,但这并非其本职工作。更重要的一方面,是民间团体和个人的积极努力。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各类民间组织和医生、乡绅等个人,就曾为防疫做出了积极贡献。故而,我们日后防疫体系的建设,也应在国家主导之外,鼓励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参与。

第三,虽然自清末以来,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防疫机制得到了较大发展,但从全国范围来看,整体水平还比较低。正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所指出的,很多时候,我们用于建设防疫机制的资源和方案并不切实,未能始终以专业的知识和人才来建立更加科学的防疫机制。故而,如何以专业知识武装人才,以专业人才处理专业事务,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。(文/图 刘之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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